文章配图-1
□左鹏军
今年正值屈大均（1630—1696）逝世330周年，回溯岭南文化的历史变迁、时代演进以及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史进程，可以发现，屈大均的成就与贡献、地位与影响，非但没有随时间流逝而变得黯淡模糊，反而更加历久弥新、光彩夺目。
屈大均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和对岭南文化变革作出的多方面贡献，在岭南文化史上的标志性意义，已是文化史和学术史公认的事实。最直接的说法就是：屈大均是岭南文化走向全面自觉的标志。
这种标志性意义不仅体现在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多方面贡献上，还体现在他对于岭南文化的开拓性研究上，更体现在他回顾历史、前瞻未来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交汇晖映之中。
知识自觉：岭南知识的系统构建
岭南作为中国文化的区域板块，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在“岭南”这一文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若无系统完善的地方性知识建设，区域文化如岭南文化，便难以立足。从历史进程来看，岭南知识的构建至少自汉代起就开始了，历经长期积累，为后世的传承和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应该是屈大均的出现，才标志着岭南知识建构进入全面自觉的阶段，具备了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水平。
屈大均对岭南知识的自觉构建，最为充分地反映在他的笔记体著作《广东新语》之中。他在该书的《自序》里说明：“《广东新语》一书，为何而作？屈子回答：我游历四方，许多博学之士常向我询问岭南的情况。我讲述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日积累的知识，都与他们交流。说得多了，就没有条理，于是整理成书。”他还说：“我听到君子们追求新知。我在《广东通志》中略去了旧事而详述新事，旧事有十三项，新事有十七项，所以叫‘新语’。《国语》是《春秋》的外传，《世说》是《晋书》的外史，我的书则是广东的外志。内容广大精微，既能涵盖天下又不失细节。明辨事理的君子，一定不会仅仅认为它能补充《交广春秋》和《南裔异物志》的空白。”
《广东新语》成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当时屈大均已四十九岁。屈大均是怀着怎样的态度和目的来撰写这部书的？他的江南好友潘耒（1646—1708）在为此书所作的序文中写道：“于是考察地理，翻阅史书，以亲身经历验证，以亲眼所见证明，久而久之写成《新语》一书。其观察事物精细准确，谈论义理广博精辟，陈述文辞委婉有风韵。怀念古代感叹如今，弘扬正气、匡正习俗的意思，常常表现在言语之间。游览者可以了解地方风俗，仕宦者可以知晓民间疾苦，作史者可以考证事实，作家可以汲取营养……真是好书，可以流传后世！”从这细致的描述中，可见屈大均以严谨的态度和学术方式、以存信史的心愿和执着精神撰写这部书的心态。
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多种关于岭南文化的方志、史书著作及相关记载，但对于岭南知识的系统构建、完整表达和全面呈现，屈大均是第一个。因此，以《广东新语》为中心，加上《广东文选》《广东文集》及其他诗词文章，构成了屈大均在岭南地方性知识自觉构建的总体框架，形成了远承前贤、启迪后人的岭南知识谱系。
思想自觉：岭南思想的价值提炼
屈大均并不满足于对岭南知识的一般建构和呈现，而是对岭南优秀思想传统、价值观念予以关注和发掘、汇聚和提炼。他的思想核心，是在王朝更替、鼎革变迁之际，对儒家正统思想文化观念、道德操守、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的守护、表达和延续。在正统文化受到冲击、面临危机之时，他敢于发出既属于岭南又属于中华的正统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从而使岭南文化的思想内核、价值取向与整个中华文化紧密相联，使岭南思想获得了传承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文化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