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朝里，士大夫们往来奔走，许多内心思绪就靠书信留存下来。不少未刊行的手札都锁在稿本中，既没编进各家传世集子，也没出现在后人编撰的士人年谱里。这次新找到了孙德祖写给樊增祥的信札共八封：光绪二十一年两封、二十二年三封、二十三年一封、二十七年两封。这些信的年份从光绪乙未（1895年）一直延续到光绪辛丑（1901年），前后跨越八年。这一批信都没有被程翔章和程祖灏合编的《樊增祥年谱》（2017年初版、2025年修订版）收录过，是重现晚清士人精神状态和家庭实况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引言：会稽山中一个清冷的官职
孙德祖（1840-1908），字彦清，号寄龛，是清代浙江会稽人。同治六年（1867）考中举人。（见邓政阳《李慈铭交游人物生卒年表》，浙江大学出版2024年版，第263页）做过长兴、余姚两地的县学教谕，一生都是闲散的教职，只靠笔墨文章自娱。孙德祖著作很丰富，已刊行传世的有《寄龛文存》《寄龛诗质》《寄龛词》《寄龛词问》《学斋庸训》《长兴县学文牍》《题楹福墨》《寄龛甲乙丙丁志》《孙氏墓田记》，（见赵任飞《绍兴图书馆馆藏古籍地方文献书目提要》，广陵书社2010年版）还有《寄龛文赓》《读鉴述闻》没刊行，世人多称他为“寄龛先生”。同治、光绪年间，他和李慈铭、谭献、袁昶等文坛名士交往深厚，但一生仕途不顺、官场坎坷，困顿潦倒之态在朋友们当中最为突出。他一生的经历，在《读鉴述闻》卷首《〈读鉴述闻〉自叙》里写得非常详细。
薛炳的《孙彦清先生传》（见《绍兴县志采访稿》，第4册，国家图书馆藏）
孙德祖和樊增祥都是同治六年（1867）乡试的举人，两人交好，最早不晚于同治十年。孙德祖《送樊云门归宜昌叙》里详述了两人的相识过程：“因为我孙德祖不擅长结交朋友，乡里有名望的人，有不得执鞭相送的，却竟然交到了施南樊云门这样的朋友。听说云门在湖北的士人中也很少交朋友，和我孙德祖相隔四千里，一个陶仲彝写诗介绍，于是在都门见面，高兴地倾诉思念，各自拿出自己所写的古文词互相倾倒。”（孙德祖《寄龛文存》，光绪十年刻本，卷二《送樊云门归宜昌叙》）同治十年，两人一同去京城参加会试，在京城重逢。孙德祖《寄龛诗质》卷三辛未年诗集中，有《初十日清晨出闱偕施南樊云门同年增祥重到安礼部宅刊海棠（二首）》《送仲彝云门连骑南旋省觐宜昌时方同罢春明余犹留滞未成归计也》《将自都门之汝州呈张孝达师（之洞）》等诗；樊增祥《樊樊山诗集》卷一《云门初集上》（收录庚午至癸酉年间的诗作，其中辛未年的诗和孙氏的诗呼应），也有《德安试院听陈太守建侯谈凤穴之胜有怀孙彦清德祖同年汝州》一首诗，可以作为京师相会、互相唱和的证明。
两人离开京城后，人生际遇差别很大：孙德祖一生辗转，最后在长兴、余姚等地担任县学教谕这样的闲职，仕途困顿；樊增祥则官场顺利，从渭南知县开始逐级升迁，庚子国变后官至陕西按察使，还一度代理布政使，掌管西北地方的军政要务。
这八通信札没发表过，内容涉及家事生计、儿孙婚嫁、诗文鉴赏、著作刊刻、县学教化、地方士风，更完整记录了甲午战败、庚子国变前后底层士大夫深重的家国忧虑。在晚清基层儒学史、同光诗坛交游史和庚子变局士人心态史三个层面，这一批书信都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一边是困在下级官职、独自支撑乡间文教的衰老年儒，一边是诗名响遍天下、执掌一省民政刑狱的当世名臣，一纸书信连接了乡野冷署和西北边疆幕府，完整展现了王朝崩塌前夕两种士人的人生际遇和精神世界。
同年相交：相隔千里的半生知己
乙未年秋天，孙德祖收到樊增祥从渭南寄来的怀念他的诗作，诗的开头就感叹路途遥远信件稀少：“八月八日收到六月二十四日渭南《见怀》诗简。分别太久路程遥远，情意深长信纸短浅，暂时同坐手臂，深深安慰了相思之情。”（详见附录第一通）一张短简，仿佛老友并肩长谈，稍解了多年的思念之情。
信里常常详细描述两家情况，对比鲜明，说尽了人生差距。樊增祥在渭南政绩显著，家庭和睦，儿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