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杜克大学东亚研究唐骝千家族杰出教授兼印度裔历史学家杜赞奇，定于2026年6月正式退休。他曾是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主任，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被《纽约时报》称作“当代对亚洲文化和宗教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之一”。近期，在杜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ASPI）访学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叶泳妍，受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之托，对杜赞奇进行了一次访谈。杜赞奇回顾了其研究生涯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意识及其演变过程。内容涵盖了早期获奖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以及后来的理论转向和“流转的历史”（Circulatory History）概念。访谈还追溯了杜赞奇对“文化”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中，他对两种“文化”（小写c与大写C）的明确区分。同时，访谈也探讨了他近期关于环境与可持续性议题的思考。以下为访谈全文，有所删减。
杜赞奇
叶泳妍：我想从您的《主权与本真性》这本书谈起。我特别喜欢那本书的结尾部分，认为它是您最出色的一部作品。不知您如何评价？
杜赞奇：是的，这本书出版至今已有二十三年了。在我看来，那段时间是我思维状态最好的时期。现在回过头看，那些都是我思考得最深入、最全面的内容。
叶泳妍：《主权与本真性》中，您更多是从经济角度展开论述——当时的新帝国主义表现为：宗主国在该地区投资，扶持当地工业集团发展。这是一种表面上的独立，因为区域内设有独立机构，而不单纯是宗主国的分支机构。第二个部分，我认为也是您对“本真性”的探讨，尤其令人着迷。您将其纳入民族主义与次国家/跨国主义（sub-或trans-nationalism）的框架，在这种框架下，用“本真性”和主权来分析泛亚主义的存在。我想就“本真性”多了解一些。
杜赞奇：关于“本真性”，它对我而言一直很清晰：这是被建构的，也是民族建构不可或缺的。它未必是虚假的，但每一种建构都意味着对某些历史材料的选择。
我在书中提出的“本真性”概念，源于我对现代民族历史时间性的理解：现代民族必须兼具现代性和古老性；既扎根于过去，又延伸至未来。为此，我提出了四种象征，作为这种“古老连续性”的潜在形式——儒家-救赎传统（文明）、作为文明象征的女性、森林的原始性，以及农民。这些象征未必是纯粹的建构，但国家精心挑选它们，使其看起来像是这些象征的守护者。
叶泳妍：在您的《香港与东亚新帝国主义，1941—1966》一文中，您提到英国如何受日本影响，进而被迫改进殖民方式。正是在这一时期，您开始更多关注“区域”与“区域主义”。在《民族的全球与区域建构：来自东亚的视角》（The Global and Regional Constitution of Nations: The View from East Asia，2008）里，您讨论了界定东亚的两种模式：费正清的文明模式，以及滨下武志更着眼于区域的“修正主义”模式。似乎您试图借助商业网络来扩充对区域主义的讨论。在这篇文章中，您也较早使用了“具体的、历史的流转性路径”这一说法，从区域视角分析东北亚案例。您提到日本如何运用并发展儒家的文明目标，而这一行为又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