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员正在专注地刮除浮土。
南佐遗址核心区的高等级院落发掘现场。
考古队员仔细清理着暴露出的遗迹细节。 以上图片均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从空中鸟瞰董志塬，泾河一级支流蒲河的左岸，九座大型夯土台紧凑排列成倒“U”字形，共同围出一个约三十万平方米的史前古城核心区域。这里，便是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的南佐遗址。最近，该遗址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名单。
陇东流传着这样的民谚：“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塬的地界。”一个夏日，笔者踏着村舍间曲折的田间小道，来到南佐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亲身探访这片黄土地下正随着一铲一铲的挖掘而被逐渐揭开的过往。
“所有的快乐和满足，都藏在每一次挖掘的过程中”
1957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倪思贤根据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安排，依据当地文化工作者贺书璧提供的线索，前往当时位于后官寨乡南佐社的疙瘩渠，开展考古调查。当时疙瘩渠还是一片布满黄土沟渠的荒地，倪思贤沿着沟壑慢慢移动，一边走一边观察，经过仔细勘查和谨慎分析，他认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在1959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庆阳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简报。自此，南佐遗址开始被世人所知。
198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赵建龙结束了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任务，与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阎渭清一同来到南佐，展开新的发掘。在大地湾遗址与大量陶片、房址打交道的经历中，赵建龙熟悉了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也培养出一双识别陶片的“火眼金睛”——通过观察陶器的颜色、纹饰和制作工艺，他就能大致判断其年代。来到南佐遗址后，那些散落的红陶、灰陶，以及与大地湾相似的“白灰面”遗迹，让赵建龙心中有了明确的方向：这里很可能是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
与大地湾以“木骨泥墙”为主的建筑不同，南佐遗址中出现了长度达到二十五米的夯土墙。这种通过分层堆筑加固墙体或地基的技术，过去普遍认为在商代才达到成熟水平，此次考古发现为后续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窗口。
1994年，第二阶段的考古发掘开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赵雪野带队，继续对那段夯土墙展开工作。随着发掘范围的扩大，墙体显示出明显的转折，从而围合出一个更大的建筑空间。“原来这并非城墙，而是一座大型房址的外围结构。”赵雪野回忆道，“最初仅发现了一个墙角，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最终暴露出一个约六百三十平方米的空间。”这个区域，正是南佐遗址的核心所在：主殿F1。
1996年，第二阶段的发掘告一段落，为了更好地保护遗址，考古队员选择将F1房址进行回填，期待未来技术更加成熟时，再继续深入发掘。
“去南佐遗址考古时，从机场到发掘现场还得靠手扶拖拉机，道路颠簸，尘土满面。”赵建龙讲述过往，“有人问过，这么多年从事考古工作，有什么瞬间特别激动人心？其实，所有的快乐和满足，都藏在每一次挖掘的过程中。我们所做的，就是去揭开南佐遗址神秘面纱的一角。”
“像外科手术般精细的发掘”
2021年，为了厘清南佐遗址的年代分布、聚落布局、社会形态，进一步探索黄土高原地区的古代文明进程，南佐遗址第三阶段的考古发掘正式启动。经过近两年的严密调查和细致发掘，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考古队取得了重要发现，确认在主殿东西两侧各存在一组夯土墙侧室，遗址核心区内的九座夯土台呈倒“U”字形对称分布，“九台”外围还有两道环壕，整个遗址的面积至少达到六百万平方米，而仅由“九台”及环壕围绕的核心区域，面积就约有三十万平方米。
考古队的注意力转向了遗址的外围地带，采用五米见方的探方进行发掘，每一寸土层的下挖都要精确记录土壤的性状和包含物。在挖掘过程中，一块与周围黄土质地和色泽不同的土块，恰好卡位于两个探方格之间的隔梁下方。
这块不寻常的土块，其质地比周围的黄土更为松软，边缘还隐约可见人工加工的痕迹。“我们的发掘过程，如同做外科手术般精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小宁解释道，“经过仔细分析，最终确认这是一座房址的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