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而今，夏季于君子而言，乃重要时节。《礼记·月令·仲夏之月》中载，君子夏日“可居高明，可远眺望，可升山陵，可处台榭”，时值天地辽阔，林木葱郁，百草丰茂，以高远视角观万物生长，胸襟自当随之开阔。此乃北方夏景，确切为《礼记》诞生的中原地区之夏。
同期的南方人又如何消受夏天？据中华史奇书《越绝书》记：“勾践之出入也……休谋石室，食于冰厨。”“东郭外南小城者，勾践冰室。”由此知，春秋时期南方贵族已建有“石室”“冰厨”等纳凉设施。此最务实之法。亦有浪漫之道。如《陶庵梦忆》载《庞公池》（绍兴古城西园所在），记张岱泛舟度夏之雅事，“设凉簟，卧舟中看月，小傒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睡去”。
上海夏日，非北方“天地宏阔”，亦非南方“舟中看月”，倒承袭“休谋石室，食于冰厨”之务实，渐化为平民消费，乃至后来成市民阶层津津乐道的“弄堂口乘风凉，冰镇绿豆汤”。
文章配图-1
老上海的夏天（陈刚毅摄）
上海夏天究竟何种模样？或许人言人殊，惟身临其境，方知其万一。
我国夏季南北温差不大，全国普遍高温。北方但太阳不照处，总有微风；上海则离空调则无处可避。即便漫步梧桐浓荫的衡复风貌区，加剧热岛效应亦如火骄阳下跋涉。更添湿漉漉黄梅天，空气中浓稠黏腻，令人顿生“其境不可留、此城无可恋”之叹。上海人苦夏已久！
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高温最多乃1934年，计55天，创百年之最。同年7月12日，鲁迅于信中述道：
说到上海今年之热，真是厉害，晴而无雨，半月余矣，每日虽室内亦九十度至九十六度（即35至36℃），半夜后不过八十七八度，大人难眠，邻近孩童亦夜夜啼哭……众人皆盼雨，然此刻，天上犹无片云。
是年之热，令大文豪鲁迅彻夜难眠，心烦意燥；更酿旱灾，致物价飞涨。同年8月15日出版《良友》画报载，1934年上海夏极热，自6月至8月，气温高而雨少，7月12日更现历史最高气温40.2℃。持续干旱致全国赤地千里，翻阅当年报刊，“大旱”“米价飞涨”屡见不鲜。因极旱，上海还办全国祈雨消灾大会。
上海夏季热，近乎吃不消之“湿热”。纵盼来秋日，亦迟迟不退热。张爱玲于《桂花蒸阿小悲秋》借友人炎樱之口写道：“秋是歌，但‘桂花蒸’之夜，似厨中箫声，白日如孩童歌喉，又热又熟又清又湿。”潮湿空气裹着旧式公寓木香、蕾丝窗纱影子、打字机声响，于闷热中凝成无声挽歌。她的夏天，必是旗袍贴背黏腻，是电扇吹不动沉香屑，是繁华都市里无人倾诉之孤寂。
上海人普遍苦夏，一人例外，即闻人杜月笙。据说炎炎三伏，杜月笙亦长衫马褂，衣冠不整。有人劝他：“杜先生不必如此拘谨，尽可宽襟解带，迎风招凉。”孟小冬也私下劝道：“这么热，你流这么多汗，穿件汗马甲儿，也无妨啊！”杜月笙便笑解说其“熬热”之法：“你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手下佣人，多是红眉毛绿眼睛者，若我穿汗衫，他们必更进一步裸体。若我穿汗马甲，他们必更进一步仅剩短裤。我处算不得名流大宅，但佣人多，往来朋友上中下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