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汉学家高居翰在其著作《图说中国绘画史》里提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书画艺术以宋代为转折点。宋及以前，书画家追求形似，“直逼古人”被视为至高境界，“如临其境”才是理想境界。到了宋代，这种评判标准下的艺术臻于化境。宋代之后，书画艺术家另寻门径，将表达自我放在首位，创作上体现为直抒胸臆，淡化物象追求光影效果，轻视具象描绘而看重神韵，不再拘泥于中古时代既定法则，绘画方面尤其如此。
这种现象与近古中国社会格局变化息息相关。元代统治者排挤汉人，传统士大夫政治空间极为有限，他们因而脱离主流文化圈即庙堂体系，转而投身江湖，钻研个人爱好，以此谋生。由于无法在体制内立足，只能从市场上开创生计。书画家不再通过描绘圣贤故事来获取功名，小说家也编写雅俗共赏的故事取悦大众，由此，源自宋代话本的说唱艺术迅速走俏，创作上更注重情节和人物刻画，主题更贴近人性描写，表现寻常百姓的喜好旨趣，而非局限于文以载道的传统，这就出现了冯梦龙的“三言”与凌濛初的“二拍”。
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主题是弘扬善与美，思想层面始终坚守因果报应的宿命观。这种叙事模式深受下层民众喜爱，也契合儒佛道三家的教义，统治者对此持默许态度。这一点在“三言”“二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那位朱重，在为昭庆寺送油途中，邂逅住在附近的王美娘，为其美貌深深吸引，暗自思量“若能拥此美人共赴一宵，纵死亦无憾”。于是倾囊积攒了10两白银，欲为王美娘赎身。老鸨见他是个卖油郎，百般推辞，后见其诚意颇高（实则看重银两），便叮嘱他数日后再装束成文士前来。然而等到相见之日，王美娘已醉意朦胧，认为朱重“非名门子弟，若接见恐遭人耻笑”。朱重却全然不在意，整夜悉心照料醉倒的美娘。次日美娘酒醒后，觉得“难得这等好人，既忠厚又老实又知趣”“可惜只是市井小民”“若为衣冠之徒，愿委身相配”，于是回赠朱重双倍酬金以谢。不久油店朱老板去世，朱重继承产业。此时美娘生身父母寻至临安，在朱家油店谋得差事。一年后，美娘遭福州太守八公子羞辱，流落街头走投无路，恰巧遇见途经的朱重。朱重急忙将美娘带回青楼，美娘为报其恩，留他同宿，并承诺嫁他为妻。美娘动用积年储钱赎身，最终嫁给了朱重，又认出店里的亲生父母，结局圆满。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是广为人知的一段爱情佳话。名妓杜十娘早有从良心愿，她清楚沉迷于声色场中的公子哥们，一旦倾家荡产便难见父母，因而费尽心思筹集百宝箱藏于院中姐妹处，期望将来能打动翁姑，促成婚事。谁料她那份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精心策划，终究未能抵挡封建礼教的束缚与人性的懦弱，最终只能当众痛斥奸佞负心之人，抱箱投江自尽。杜十娘不仅貌美、热情、心地仁厚、轻财重义，更具备为爱献身的刚烈。她用决绝的死亡捍卫了自身人格与尊严。
尽管主题宣扬善美，但“三言”“二拍”所描绘的社会文化背景，暗含当时民众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而非古代的说教。这一点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及薄伽丘的《十日谈》颇为相似。明代可谓特殊历史阶段：从明初到晚明，极端皇权专制渐显疲态，自由气息渐浓；严厉禁海政策难阻民间贸易蔓延，官场冷漠逐渐被市场活力所取代，文学艺术在曾被视为严寒冬日的土地上蓬勃生长，蔚为壮观。封建社会步入末期，社会浪潮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