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师友书札》
吴学昭 编著
商务印书馆
2025年3月出版
440页，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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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 锋
改革开放之后的外国文学界，吴宓曾是常被提及的名字。那个时期，他的一些高足尚在世，通过不同途径传播吴宓的文学理念与教育思想，逐步确立了他作为我国外国文学学科创始人的地位。吴宓和学衡派、新人文主义的关系，更是长期备受关注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与此同时，吴宓本人的著作，特别是二十册的《吴宓日记》（含续编）相继问世，引发的影响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深入到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然而，在随后的很长时期里，学术风气不断变化，吴宓的名字逐渐淡出研究者视线，若隐若现，几乎湮没无闻。近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年逾九旬的吴学昭先生持续发力，《吴宓文集》终于面世，此书是目前收录吴宓著译最全的合集，为吴宓研究提供了权威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吴宓的《世界文学史大纲》，以及诸多与吴宓研究相关的文献和著作也陆续出版，最新的一种便是《吴宓师友书札》（以下简称《书札》）。
吴宓精通中西方学问，求知若渴，乐于交流，因此与他有学术往来的近现代学者遍及两大领域。清末民初的史学大家张尔田便是其中之一。《书札》收录了张尔田的二十二封书信，数量仅次于吴宓好友吴芳吉的的信件（共五十五封）。据《书札》编者吴学昭先生在《编后记》中的记述，吴宓对前辈的书信极为珍视，视若珍宝，常置于书屉中，便于反复阅读。张尔田的书信中，就有他处以师礼相待的。吴宓因《学衡》的稿约结识张尔田，据1923年9月3日日记，吴宓在上海孙德谦住处初次见到张尔田（又据吴宓1934年编定的《空轩诗话》，“张孟劬先生，宓于十余年前在沪拜识”，日记与《诗话》所记首次见面时间基本相符），聆听两位前辈高人的学术探讨，内心深受触动，返程后记录下他们的“讲学大旨”，并感慨道：“今又恨不早二十年遇孙张二先生，则不至游嬉无度，虚度光阴，而国学早已小有成就。”可见，张尔田（及孙德谦）的学问给吴宓带来极大启发。《书札》中收录的第一封张尔田来信，吴宓标注了收启日期，时间是1927年6月，距离两人初次见面已近四年，期间应该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只是大多散失。结合张尔田在1928年一年内与吴宓的多封通信，可以推断，《书札》收录的张尔田书信只是历经磨难后侥幸存留下来的很小一部分。另外，虽然吴宓在一些张尔田来信上标注了收启日期，但在他日记中查找同期信息，却一无所获，因此我们无从得知吴宓读信后的即时反应，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书札》收录的张尔田书信涉及诸多学术主题，如治学追求、文史哲理、新学与旧学的冲突等等，还有张尔田作为前朝遗民的气节，这些问题，他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和给友朋门生的信件中也多次提及。《书札》的第一封信主要表达了张尔田对于他极为推崇的学术挚友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张尔田很少在公开场合议论王国维之死，但他主张殉清说，在信中却极为明确。他以目击者的身份证实王国维早有殉道之意，所以在他看来，殉清正是王国维之死的“根本原因”。这恰恰是吴宓在听闻王国维自尽后的第一反应，记录在当天的日记中：“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这里提到的梁巨川，是近十年前以身殉清的梁济（梁漱溟之父），吴宓将二人等同看待，认为都是因国事忧愁而选择的极端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