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2日晚上，湖南通道县恭城书院里面，举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飞行会议。六位关键决策者围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桌周围，正面临中央红军超过三万名官兵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湘江血战的惨烈场景才刚刚过去，红军的兵力从原先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损失掉了，伤员遍地都是。
当时，蒋介石已经召集了将近20万精锐部队，并在通道县以北到湘西的路上设置了211座坚固的碉堡，准备给予红军毁灭性打击。就在这样的绝境下，这场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深夜会议，最终决定放弃原定路线北上湘西，改为向贵州方向进军。
这次后来被称为“通道转兵”的生死转折，在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的情况下，硬生生地将这支行将崩溃的队伍从覆灭的边缘拯救回来。
湘江战役后的困境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从湘江的血战中艰难脱身，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在湖南南部的泥泞小路上缓慢前行。湘江战役让整个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人员数量从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多人，损失超过了六成。
部队里的重型武器几乎全部遗弃在湘江的两岸，战士们手中的步枪弹药不足一个基数，后方还要拖着成千上万的重伤员，整个队伍就像是一头受伤严重、行动迟缓的巨兽。
而更让情况变得非常危险的是，敌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蒋介石已经看穿了红军想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他在通道县以北通往湘西的路上，调集了刘建绪、薛岳、何键等部队的将近20万人马。
在通往湘西的十万大山里，敌人已经修建了211座坚固的碉堡，设置了37个隐蔽的伏击点，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铁壁合围”。只要红军按照原计划再走上一两天，就会完全落入这个精心布置的陷阱里。
但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和博古却依然非常固执。在他们眼里，“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是早就确定下来的既定方针，是绝对不能改变的政治任务。
他们甚至认为，就算前面有敌人重兵把守，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因为这关系到战略信誉的问题。当教条变成了冰冷的信仰，眼前的现实就成了必须要被忽视的障碍。
当时，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长达8个月，尽管在党内还是政治局委员，但早已经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甚至一些原先的作战会议都不再邀请他参加。
面对教条主义者对现实的无视，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按照原定命令执行，再过24小时，这3万多名红军骨干将在湘西的山口中被敌人彻底消灭。为了保存最后的革命火种，毛泽东决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尝试改变那个看似不可能改变的决定。
烟盒上的图谋
1934年12月11日深夜，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就已经开始为这场决定生死的辩论做最后的准备。他没有卫队，也没有现成的最新作战地图，但他做了三件其他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他派警卫员去走访那些刚刚从前方撤回的侦察排战士，一点点收集敌人最新的动向信息；他找到熟悉当地情况的怀化老猎户，在白纸上手绘出贵州军阀王家烈和犹国材防区的空白地形图；最后，他用炭笔在几盒吃剩的香烟盒背面，画出了敌军兵力分布的对比图。
在那张粗糙的烟盒图上，敌情的对比非常明显：通道以北的湘西方向，黑色的炭笔线条密密麻麻，就像一张蜘蛛网，那里是20万敌军重兵防守的死地；而通道以西的贵州方向，线条稀疏，像是筛子一样，那里是贵州军阀统治、兵力薄弱的防线漏洞。
1934年12月12日深夜，湖南通道县恭城书院外面下着雨，冷风从破旧的门缝里吹进来。破旧的木桌旁，昏暗的油灯忽明忽灭，六位最高决策者坐在一起。桌上放着的是一份即将签署、要求全军立即北上湘西的行军命令。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非常紧张。博古首先发言，语气强硬地强调中央的决议不容置疑，必须按照原计划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