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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附近的山坳里，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了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首个大捷。超过一千名日军被歼灭，日军辎重车队遭到截击，堆积如山的枪械弹药成为战利品。这些战利品被反复提及，但一件鲜为人知的细节，却让在场人员吃了惊。
在场人员发现的那捆牛皮纸包裹的物品，并非武器也非药品，而是日军作战时使用的军用地图。
这一批地图的精准程度，令八路军官兵深感意外。山头的每座独立民居、沟底的每条牲口能通过的小径、村庄里的每口能饮用的水井，乃至山坡上哪片树林适合一个连队隐蔽，都被标示得极为清晰。等高线细致到几近重叠，地形起伏一目了然。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军队，包括阎锡山晋绥军所使用的山西军用地图，大多基于清末测绘的旧稿，许多村庄名称标注错误，山脊走向偏差达到数百米，至于偏远山沟里的羊肠小道，甚至没有任何标注。
相同的土地，中国人自己都画不清楚，日本人却比本地人更熟悉。
这些地图是如何落到的日军手中？这要从更早的年份说起。自二十世纪初，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便借着探险队、旅行团、考古调查等名义，逐步进入山西及华北地区进行测绘。他们携带小型经纬仪和测距设备，装扮成商人或学者，沿着太行山和五台山的沟壑，一步步丈量，一点一滴记录。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日军已完成了华北大部分战略要地的精准测图工作。平型关附近的地形，在战斗爆发前，日军指挥官的案头便摆放着比中国守军更为精确的纸质沙盘。
八路军在清理战场时，发现日军汽车队里有一辆专门用来装载文件箱的卡车，车箱里的铁皮柜子具备防火防潮的功能，里面摆放着这批地图。每张地图的右上角都盖有“极密”字样的红戳，下发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也就是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足二十天，这批地图便从东京参谋本部印制完毕，随同增援部队运到了华北前线。
林彪在战后的内部总结中提到了这批地图的价值。他说：“我们这一仗，缴获的不仅是武器，更重要的是敌人对我们国土的了解程度。他们比我们自己还熟悉这里的山和水，这不是打仗的问题，这是国家的问题。”这句话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只在一一五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通过口头传达。几十年后，有老战士回忆起此事，依然记得林彪说这句话时脸色肃穆，手里紧紧攥着一张从日军车上拿下来的地形图，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与日军的精密测绘相比，阎锡山耗时百万、经营多年的晋绥军测绘体系，简直形同虚设。阎锡山自北洋时期就主政山西，对全省拥有极强的控制力，曾在太原设立测绘制图局，先后绘制了多个版本的山西军用地图。但由于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多数地图仍以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流传下来的《山西全省舆图》为底本进行增补。测绘人员数量有限，很多县的地形信息完全依靠基层保甲长口述填写，误差经常达到数公里之巨。
更为尴尬的是，平型关战役爆发前，阎锡山指挥部发给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友军联络图”，标注的一条侧翼运动路线，竟将一条季节性干涸的沟壑画成了常年通行的道路。实际侦察后发现，那条沟在九月份已经长满了灌木丛，步兵勉强能通过，辎重和火炮根本无法通行。倘若一一五师按照阎锡山提供的地图进行部署，很可能在战斗打响前就暴露在日军侦察机的视野中。
这种巨大的差距，让平型关大捷在军事层面之外，又增添了一层刺痛民族自尊心的因素。中方将士用血肉之躯守住阵地，但在战争准备的基础环节——对国土的了解上，却远远落后于敌人。战后，八路军总部专门发文，要求各部队在战斗中，将缴获日军地图列为与缴获武器同等重要的战利品。所有缴获敌方精确地形图的单位和个人，都将获得记功奖励。
此后不久，在晋察冀军区的多次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开始大量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