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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本昌
AI修饰生成水彩画。 《补拙记：游本昌自传》：游本昌口述，康路凯撰写；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好，就当“佐料演员”
1956年，我坐火车来到首都北京，心中抱负要在国家级的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谁料到，日后的将近30年，我演的79个角色中77个是龙套。
这个差距太大了。公演时候，主角介绍都有详尽的履历，介绍我的说明上就四个字：本院演员。老师察觉了我的失落，开解我说：“你不是衣服的面子，你是里子，是硬里子。一件衣服，里子若不好，面子也撑不起。”好，既然这样，我就当“佐料演员”。我想，条件好的演员，便是鱼头、海参，是大菜。我呢，就是那提味的葱姜蒜。没有佐料，这菜也不行。从此往后，任何角色我都未轻视分毫。我对自己说，只要上了台，哪怕做背景板，也要成为一个“有戏”的背景板。
其实，龙套有龙套的益处，就是没有规定这个人一定是怎样还是那样，你有发挥的空间。当然，发挥也不是盲目发挥，我的龙套下了功夫的。
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我演了两个仆人：一个话剧《一仆二主》里的仆人，是大主角；一个《大雷雨》中的仆人，无名无姓无台词，但我认为有创作的空间。
为了演好这个龙套，我费了大力气。我把哥尔多尼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19个剧本都找来仔细研读，充分了解作家的风格和表达。又看了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对话剧表现时代的总结——“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个黑暗王国就是农奴制社会。我演的仆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下人”，他身上带着那个时代的压迫。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角色的“任务”和“行动”。我还看了许多名画，研究《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以及列宾其他油画里的人，看他们的眼神和姿态。包括看了很多相关小说，托尔斯泰的、屠格涅夫的，外文书店有的我全部买了。
我对《大雷雨》中仆人的诠释最终被苏联专家称赞为“经典龙套”。这个戏，周恩来总理看了两遍。
有了这次的基础，1960年，我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演了列宁。那是演出前两天临时把我叫去布置的角色。老院长欧阳予倩说我演得非常像，看起来不像是才下了两天的功夫。其实，我已经看了一个月的排演。回到宿舍，我看的全是列宁的照片，也会到外文书店去买资料研读。我是时刻准备着的——说句实在话，没有哪一个演员不想做主角，不想演一个能尽情施展才华、尽情发挥创造性的角色。这是人之常情——总之，我把列宁的动作、神态都琢磨透了，所以我一演出就成功了。
“济公”成了我的老师
1985年，我主演了电视剧《济公》。一开始导演心里没底，因为我不是喜剧演员，之前的舞台形象要么严肃，要么悲苦，跟“喜剧”二字扯不上关系。
导演问我：你认为济公是什么样的？不知怎的，我脑子里一下就想起了四年级时喜欢听的苏州评话。我当时就学了那说书先生的腔调和神态给他看，一下子就演出了济公的“疯”与“癫”。他看了以后，心里有数了。
这再次证明，演员这一行，没有白费的功夫。你在台下和生活中所有的积累，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济公是我的第八十个角色。8个半月的拍摄过程中，我真是拼了命，把所有的艺术积累、生活积累和我近30年龙套生涯里学到的一切都用上了。拍摄期间我们每天只睡4个小时左右，每天的戏我都要预先准备，琢磨人物，琢磨调度。我觉得这是一种拼搏。人生难得一搏呀，尤其是在50多岁的时候，还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济公》的故事大多是话本故事，主要依靠说书艺人口口相传，甚至不是一个文学作品。原剧本中有一个情节，济公用脏手去抓馒头，一抓，就留下五个黑手印。老板向他要钱，他没钱。老板就给他吃了。我当时就觉得不行，这不是济公啊，是“吃白食”呀，我们要修改，后来就改成济公给了老板馒头的钱。
除了琢磨人物和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