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就此为“配角演员”
1956年，我乘火车来到首都北京，渴望在国家级的剧场上演自己，未曾想，那之后的近三十年间，我在台上演出的七十九个角色里，有七十七个是跑龙套的。
这样的落差着实不小。每当公演，主角的履历都有大段的介绍，轮到我时说明上仅有四字：“本院演员”。老师察觉到我的失落，以此抚慰我：“你并非衣裳的表面，而是内里，是坚实的内里。一件衣裳，若里子欠缺，面子也难支撑。”得，既然如此，我便认命为“配角演员”。想来，条件优越的演员似是主料，诸如鱼头、海参，方是盛宴。我么，便当那提味的葱姜蒜。没有配料，这菜终究不完美。自此以后，任何角色都未敢有丝毫轻慢。对自己说，只要踏台步，哪怕做背景，也要做一个有看头的背景。
其实，跑龙套自有其可取之处，便是无人明文规定角色必须如何如何，自有发挥的空隙。当然，这发挥非率性而为，我的龙套是有功底的。
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演出，我演了两个仆人：一个是《一仆二主》中的仆人，主角戏份颇重；一个是《大雷雨》里的仆人，无姓名无台词，却发觉有创作的门径。
为演好这个龙套，我倾注了大量心血。哥尔多尼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十九个剧本悉数寻来，仔细研读，力求摸清作家的风格所在。又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关于话剧如何表现时代的精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黑暗王国即为农奴制社会。我扮演的仆人并非简单的下人，他承载了那个时代的重量。如此，这个角色的“使命”与“作为”便清晰起来。我还观看了许多名画，分析《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及列宾其他油画中的人物，细究他们的眼神姿态。相关的小说也读了无数，托尔斯泰的、屠格涅夫的，外文书店能买到的我全都购入。
我对《大雷雨》中仆人的演绎，最终赢得苏联专家“堪称经典龙套”的赞誉。这出戏，周恩来总理观赏了两遍。
有了这番基础，1960年，我出演了《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的列宁。那是上演前两天临时征用的角色。老院长欧阳予倩说我演得十分逼真，看去不似仓促上场。实则，我已经观摩了一个月的排演。回住处后，满眼都是列宁的照片，也常去外文书店买资料研读。我是时刻准备着的——说来，没有哪个演员不渴望主角之位，不希望有一个能恣意施展才华、全力创造的角色。此乃人之常情——总之，我把列宁的举止神情都揣摩通透，所以一登台就很成功。
“济公”成了我的引路人
1985年，我担纲主演了电视剧《济公》。初时导演心存疑虑，因为我不是专门搞喜剧的演员，往昔舞台形象不是严肃便是悲怆，与“喜剧”二字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导演问我：依你之见，济公应是何种模样？不知怎样，我脑海中忽地浮现四年级时偏爱的苏州评话。我当场学那说书人的腔调神态给他看，随即就活出了济公的“疯”与“癫”。他观后，心中便有了着落。
这再次印证，做演员，没有白花的功夫。你在幕后、在生活中的所有积淀，说不准何时就会派上用场。
济公是我的第八十个角色。拍摄历经八个半月，我真是豁出去了，把所有的艺术储备、人生储备，连同近三十年的跑龙套经验，通通用上了。拍摄期间我们每日只睡四小时上下，每场戏都要预先构思，琢磨人物，琢磨场面调度。我觉得这是一种拼搏。人生本难得一搏，尤其五十多岁，还能有这样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