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巴特
2016年1月某日，从奥斯陆传来巴特去世的消息。早些时候已知他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所以听闻讯息时心中并无悲痛，反而觉得可能预示着一代人类学大师的离去。思绪翻涌的，是我们在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走廊初次相见时的情景，他报以真诚的微笑并点头示意。巴特个头很高，衣着总是规整的西装衬衣，神情庄重。一旦交谈起来，才发现他至为谦和，论及学问时，又变得格外认真。中国古语形容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用来描绘巴特再恰不过。
弗雷德里克·巴特是挪威当代人类学的开创者。于一般人文社科学者而言，巴特因主编《族群及其边界》（1969）而声名远播，他的名字几乎成了族群研究的代称。但在人类学领域内，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特促成人类学研究范式从结构主义转向过程主义。他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堪称代表20世纪下半叶三种显著的人类学研究取向。
生命末期，因缘际会中与巴特有过几次碰面。十年光阴转瞬即逝，值此逝者十周年之际，特撰此文，寄托缅怀之情。
相会片段
2008年初，我自北京大学奔赴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研读博士学位。自90年代起，巴特长期赴美任客座教授，那一年自波士顿大学返程，算是归乡。他会偶尔到系里参加学术活动。由于并非常驻，系里未为他安排独立办公室，而是与一位教师合用，以便节省空间。反观我们这些博士生，因需勤勉治学，均获独立办公室使用权。
人类学系座落于奥斯陆大学布林登校区社科大楼六层。我和巴特的办公室同处一层，因而有机会在走廊频繁遇见。巴特并不因我身份平凡而漠视，总是含笑点头。坦白说，那时我尚未系统研读这位人类学教科书中的名人的著作，不敢贸然打扰，总是局促不安，快步而过。
人类学系设有非正式午餐研讨会与正式系所研讨会。前者由本系博士生或教师分享研究进展、心得困惑，聆听集体评议；后者则邀请欧美高校人类学家致辞，呈现成熟研究成果。巴特对感兴趣议题常来参与，静静地听取，偶有提问。
开学不久的某日，一位挪华混血硕士生告知，巴特将在音乐厅举办面向公众的塔利班主题演讲，地点距学校仅一站之遥。当我们抵达时，观众已满座，走廊也挤得水泄不通。20世纪50年代，巴特在后来塔利班活跃的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开展深度田野。80年代，他频繁受邀挪威电视台，从人类学视角评述公共议题。公众急于知晓这位传奇学者对塔利班的观点。主持人简短介绍后，巴特居中而坐，从容阐述。他指出，北约试图通过扶植代理人解决当地问题的做法并不可取——那里的政治格局本就流变不居，外力若偏袒某个组织，其他力量会源源不断涌现。
《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
博士论文改编成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1965）一书中，巴特分析当地政治宗教领袖如何灵活运用文化资源，及其对新型社会结构的形塑作用，归纳为"生成性模式"。此著挑战了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关于非洲努尔人"分支世系制度"的经典理论。在埃文斯-普理查德看来，若出现外部力量丙介入，内部的甲乙会联合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