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在第二季度获得了318.62亿美元的经营现金流，随后又投入310.78亿美元用于建设数据中心和购买服务器，最终留存下7.84亿美元作为自由现金流。
但要知道，Meta的广告业务依旧表现强劲。
该季度Meta整体营收达到608.01亿美元，同比增长28%；其中广告板块贡献了593.63亿美元收入，同比增幅为27%。广告的展示量和平均单价同步提升，营收结果超出了华尔街的普遍预期。
广告业务产生的利润似乎正逐渐被AI的研发蚕食。
公司还决定将2026年资本开支的预估下限从1250亿美元上调至1300亿美元，预估最高开销仍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尽管一份超出预期的财报发布，Meta股价却出现了接近8%的下跌。财报发布当天，股价最终收于585.61美元，随后的盘后交易中跌幅一度逼近9%。
在电话会议中，美国银行证券的分析师Justin Post直接向扎克伯格提出疑问：Meta在一年前更换了AI实验室的高级管理层，华尔街何时才能看到模型、芯片等产品的推出明显加快？
扎克伯格回应称，他对实验室目前的发展进度“相当满意”。Muse Spark和Muse Spark 1.1只是Meta在增强模型能力过程中的初步成果，公司目前正致力于研发规模更大、能力更强的模型。
他没有透露这款旗舰模型的具体发布时间，也没有提供新的性能测试数据，只表示后续将会有更多信息公布。
一年前，Llama 4的表现未达标准，扎克伯格为此斥资143亿美元投资Scale AI，并聘请了年仅28岁的汪滔加入Meta，将构建AI体系的重任交给了他。
汪滔与扎克伯格之间有不少共通之处——他们都曾在19岁左右选择辍学创业，都在二十多岁就成为亿万富翁，也都坚信创始人式的集权式管理和快速执行力。现年40岁的扎克伯格，仿佛是将Meta的未来托付给了年轻时的自己。
一年过去，汪滔已经重组了Meta的AI团队，并推出了首批模型和产品。但真正承担着Meta反击期望的旗舰模型Watermelon，仍在持续研发中。
竞争对手们仍在加快产品迭代步伐，而Meta为等待这张答卷所付出的成本却日益增加。
只要汪滔未能交付旗舰模型，扎克伯格便难以证明这些投入、这次组织调整以及又一年的等待究竟带来了什么。若此时进行人事变动或缩减计划，也等同于承认之前付出的代价难以收回。
汪滔，已然变成了扎克伯格最大的沉没成本。
“错付”了救世主？
当然，汪滔并未停下脚步。
扎克伯格选择汪滔，本身就是一个颇具风险的决定。Scale AI长期为OpenAI、Google以及Meta等机构提供数据与评估服务，汪滔清楚各家实验室的研习方向和可能遇到的瓶颈，但他此前缺乏领导前沿模型研发的经验。
汪滔最为人称道的技能其实是管理和资源调度。
在Scale AI拥有上千名员工后，他依旧坚持亲自审批新员工，并在数据交付客户前亲自复核。他将这种做事风格称为“质量是分形的”：若管理者不注重细节，下面的人很快也会变得马虎。
扎克伯格看重的是他那种很难在大型机构中找到的高度集中、极具强制力和执行力的领导风格。《金融时报》因此将汪滔称作Meta急需的“战时CEO”。
加入Meta后，汪滔迅速将这种创始人式的管理风格引入AI部门。Meta新设专门冲击前沿模型的TBD Lab，从OpenAI、Google等企业高薪招募人才，同时压缩原有的管理层级，意图将臃肿的AI部门转变为行动更为敏捷的“战时部队”。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Meta原有的AI团队中约有600个职位被裁撤，杨立昆离开服务了12年的Meta，另建团队从事世界模型研究。高薪聘用的新团队与旧有研究体系之间出现了隔阂。
这场重组的代价，现在已开始出现在Meta的财务报表上。
第二季度，Meta的研发支出增至216.56亿美元，同比增加67%。CFO苏珊·李在电话会议中说明，公司薪酬支出的增长主要源于过去一年新增的技术人员，特别是高薪聘请的AI专家。
即便扣除24亿美元的法律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