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2日，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总部迎来了一位中国面孔：Innotron的CEO朱一明。
提及Innotron，ASML内部的高管恐怕会面露难色。这个2016年在合肥创立的公司，当时既没有量产任何芯片，也未积累客户，更谈不上营收，却直接向ASML抛出购买EUV光刻机的要求，后者价格高达1.2亿美元。
朱一明在业内并非无名之辈。生于1972年的他，拥有清华大学的学士与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并于2005年回国创办兆易创新。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NOR Flash存储芯片，属于存储芯片领域的中低端产品，主要应用于中低端电子产品。美光和SK海力士都曾涉足这一领域，但最终因利润空间有限而相继退出。
2016年兆易创新成功上市，朱一明的个人声望在A股半导体板块迅速攀升。然而，兆易当时的规模实在微不足道，营收仅占美光和SK海力士的1%，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几乎无人问津。
尽管功成名就，朱一明的抱负并未得到满足。兆易上市后短短两年，他便选择退出日常管理，南下合肥，加入一家地方政府主导且自身不控股的初创企业。
2018年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说，同样具有特殊意义。中兴遭遇制裁风波，芯片供应短板问题集中爆发，整个产业界人心惶惶。国家大基金刚刚启动投资，各地相关项目也刚起步，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面对Innotron的EUV光刻机采购意向，ASML显然不予理睬。一方面，中美贸易战硝烟正起，EUV光刻机的关键光源Cymer来自美国，属于管制范围；另一方面，Innotron的雄心过于膨胀，直接提出要制造DRAM芯片，这听起来困难重重。
DRAM（内存）和NAND（闪存）是存储芯片市场的两大支柱，据统计，2017年中国在两者全球消费量中分别占比19.2%和20.6%，但国产化率几乎为零[4]。Innotron毫无产业基础，而中国在DRAM领域也缺乏成功先例，集成电路领域本无“偏方治大病”的捷径，要实现DRAM量产，挑战巨大。
事实上，当时制造DRAM芯片并不需要EUV光刻机，朱一明显然已预感到行业风向的转变，试图提前布局。ASML心知肚明，便直接予以拒绝。
吃了闭门羹后，朱一明返回国内，集中精力攻克一个难题：如何在设备和专利受限的条件下制造DRAM芯片。与此同时，Innotron这个明显带有西方风格的名字逐渐被淡化，英文直接更名为拼音“ChangXin”，中文名也简化为“长鑫”。
就在朱一明荷兰之行的同一年，合肥兴业大道388号的长鑫科技首座12寸晶圆厂刚刚落成。十年后，这里将成为中国存储产业的核心地带。
身为百亿企业的掌门人，上市后朱一明没有选择享受名利，46岁时毅然辞去兆易职务，开启二次创业。他的选择本应备受瞩目，媒体也理应大书特书。
但现实是，2018年中国芯片领域最受瞩目的焦点，并非朱一明，而是另一位名叫赵伟国的清华校友。
**01. 紫光**
清华园里，有的天才擅长“拆散再重组”，有的则精于“顺藤摸瓜”——赵伟国属于后者。
1985年，赵伟国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习。作为中国半导体领域的人才宝库，清华通过输送大批杰出的工程师、企业家和投资人，深刻影响了整个行业，其紧密的校友网络更铸就了芯片产业的半壁江山。
过去，黄埔军校的同学间一半在打另一半，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一半在抓另一半，上海财经大学的同学一半在查另一半的账，而到了清华电子系，则一半同学在投资或并购另一半同学的企业。
例如1995年，清华电子系77级的陈大同在美国参与创办豪威科技，2000年后转战国内，与79级的武平共同创办展讯。后来陈大同投身投资界，2015年他牵头财团从豪威手中回购公司，再转手卖给85级的师弟虞仁荣领导的韦尔股份。
2018年10月22日，虞仁荣出席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举止从容。
朱一明也有类似的清华人脉背景。2004年他在硅谷创业，初期投资人多为清华校友，包括85级自动化的李军、83级经济系的薛军、80级经济管理专业的刘芹，以及清华经管学院的施荣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