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夏曼波】
央视新闻报道，7月31日当地时间，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举办“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首相高市早苗主持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等内阁大臣亦是成员。此前，日本政府已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是原和也，他此前曾历任警察厅外事课课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依据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系统，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也涵盖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部门厅供应该们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在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4月23日通过法案，计划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情报整合体系。
人民日报指出，这是日本二战后情报体制的重大变动，意在整合和强化情报力量，本质上却是在打造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新战前情报体系”，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野心。高市政府不顾国际社会与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步伐。
日媒报道，高市政府以“防范外国间谍渗透”为由强行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将建立起覆盖全体国民的全天候监控体系。这一体系通过跨省厅数据整合，将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反战活动全部纳入监控范围，未来或因民主监督机制缺位，带来系统性侵害人权的风险。
此事让人联想到二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的“特高课”。琉球新报7月31日发表社论称，“国家以防止间谍为名封杀国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历史的教训”、“特高警察曾监视国民，反战和反军的言论成为镇压对象，自由的学术、言论和出版活动受到压制。”
图源：琉球新报
需要留意的是，现代情报机构所拥有的能力和权力，远非百年前的“特高课”。
当年的“特高课”确非常凶残，但手段相对原始，主要是线人、跟踪、监听和纸质档案等，单个“特高警察”能监控的人数终究有限。然而，2026年的今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赋予现代情报机构前所未有的信息处理能力。倘若他们放开手脚，能作的恶也远超当年的“特高课”。
这也是为何现代情报体系需要严格制度约束的缘由。人民日报引用日媒报道指出，与欧美国家普遍建立的议会情报监督体系不同，日本政府拒绝设立任何独立第三方监察机构，将情报搜集与使用的全部权力交给行政部门自行裁定，此举为权力滥用和政治打压留下制度空间。日本社民党干事长、参议院议员拉沙尔石井表示，“国家情报局”将是缺乏监督的情报机构，最后只会沦为执政党的“打手”。
从这方面看，期待高市早苗政府主动约束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略显不现实。
另有一点值得担忧，以现代情报机构的能力，是否会“反过来指挥日本当局”，告诉他们谁是“敌人”？
任何国家的安全资源都是有限的。哪些组织需重点调查，哪些事件被视为国家安全风险，都将影响政府政策重心。当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情报机构，配上先进的信息整合和研判技术时，它是否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的安全议程？
历史经验昭示，安全概念具有天然扩张倾向。若缺乏足够约束，“谁是敌人”的定义可能不断扩大，起初是“间谍”，随后是“网络攻击和认知战”，再后是“供应链”？下一步会不会是一家普通的外国企业？这种扩大，又会进一步推动权力边界的扩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日本的情报体系突破了传统防御框架，与国家安全保障联动，为日本自卫队的反击能力建设以及军事边界扩张提供主动情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