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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北京，一场宴会上的插曲，勾勒出三个人迥异的人生轨迹。一位文化巨匠被一位女性当场拒绝，端着酒杯的他一时愣在原地。周恩来看看在侧，悄悄把那女人叫到一旁询问。她的回答简短，却引得周恩来忍俊不禁。
郭沫若的人生轨迹充满了叛逆。1892年11月16日，这个在四川乐山沙湾地主家庭出生的男孩，脚先落地，按当地说法，是个天生的"叛逆者"。他后来也确实如此。四岁半进家塾，读了三天就开始逃学。祖父强行将他抱回去继续念。少年时期留学日本，回国后投身文学，以《女神》一炮而红，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从戎北伐，写檄文痛斥蒋介石，将蒋介石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1927年南昌起义，经周恩来引荐，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命运转折来得突然。入党不久，国共破裂，蒋介石通缉令直指郭沫若。他不得不流亡日本，一躲就是十年。这十年里，他潜心研究甲骨文，将古文字学推向新高度。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学术地位，将他选为院士。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郭沫若回国，但没有投靠蒋介石，而是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长江局会议。此后，他以"特殊党员"身份继续为党效力，用笔作武器。《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等历史剧接连上演，场场爆满，观众甚至扛着铺盖卷在街上排队购票。
1949年，北京城换了新颜。郭沫若以党内文化领袖的身份，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全国文联主席。随后，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接踵而至。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七岁，站在了新中国权力与文化的双重巅峰。
郭兰英的人生则截然不同。1930年12月，山西平遥一户贫苦农家，孩子的哭声划破了寒冬的宁静。父母给她取名"郭心爱"，心里最爱的那一个。但在这户已有五个儿子的家庭里，爱也抵不过生计艰难。四岁，郭兰英被送进了戏班子，不是去学艺，而是卖身进去，签了卖身契。
旧时戏班有话："打戏打戏，非打不记"。四岁的孩子连舞台都爬不上，每次演出都要被人卡住腰往上抱。但她硬是挺了过来。冬天趴在冰面上练声，非要哈出一个洞才罢休。这样日复一日，十三岁，她在太原登台，一炮而红，挂了头牌。那个年纪能挂头牌，整个山西都知道她的名字。
但这条路，郭兰英并不想走。旧戏班的规矩、束缚和黑暗，她比谁都清楚。1946年，八路军的宣传队来到这里，对她讲述了些新鲜出炉的话——翻身、解放、新中国。郭兰英做出了决定：离开戏班，加入华北联大文工团。这一步，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1948年，石家庄，华北大学文工一团首演《白毛女》，郭兰英饰演喜儿。台下的观众泪流满面，有解放军战士甚至举枪要替喜儿报仇，被战友死死按住。那场演出，奠定了郭兰英在新歌剧领域的地位。
1949年，她随中国青年代表团飞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以《妇女自由歌》获奖。回国时，她已不只是歌唱家——她是共产党员，是新中国文艺队伍里的一块坚固基石。
周恩来与文艺的缘分，深厚得超乎想象。1914年，天津南开学校，二年级的周恩来开始参演《恩怨缘》《一元钱》《仇大娘》等剧目。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但他铭记于心：艺术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几十年后，这位少年成长为共和国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