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威（蒋立冬 绘）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现任主任张瑞威教授，多年来专注于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其学术兴趣围绕人类基本欲望展开，即食物、金钱与土地。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了张教授的著作《米价：十八世纪中国的市场整合》，这被视为他学术探索的起点。
《米价》源自张瑞威教授的博士论文，英文版本于2008年由西华盛顿大学出版社问世。该研究建立在对档案文献的深度挖掘之上，直面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核心议题，将明清长途贸易中的核心商品稻米作为研究重点，系统分析了漕粮、运河运输及市场整合状况，为十八世纪中国的长途米谷贸易构建了一幅清晰图景。此后，张教授将研究中关于消费欲望与市场发展的关联进一步展开，出版了《想吃好的：明清中国的稻米种植和消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从消费者角度深化了对明清稻米经济及市场发展的认知。今年初，商务印书馆（香港）又推出了其新作《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该书关注铜钱的制度史研究，虽看似与稻米贸易距离较远，实则二者存在着学术上的内在联系。
近日，《上海书评》对张瑞威教授进行了专访，探寻他以米价切入明清经济研究的治学脉络，剖析其各研究项目间的学术逻辑，试图解读稻米贸易背后所反映的明清时期商业格局、市场体系与社会经济的深层演变。
《米价：十八世纪中国的市场整合》，张瑞威著，罗畅、万富荣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230页，85.00元
《米价》旨在对话十八世纪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相关讨论，为何您选择以米价作为研究切入点？
张瑞威：本书旨在对话“资本主义萌芽”，这也是一些学者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含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意指中国在某个时期（多指十六世纪）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早期形态。
在关于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中，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包括农业和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关系、采煤业管理中的合伙经营与股份制、经营地主的出现，以及宗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制约作用。长途贸易只是偶尔被提及，且多被视为地方贸易的补充。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吴承明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出长途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吴先生将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重心转移至长途贸易。他认为，商品交换存在不同层次，并非所有交换都形成于资本主义时期。例如，地方市场的交易，即钱在小范围流动，难以积累足够资金形成资本，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资本只能在长途贸易中形成，比如明清时期的徽商和晋商的省际贸易就是典型实例。
探讨重大经济议题，应从最核心的商品入手。吴承明还指出，到十九世纪中期，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茶叶和盐是中国长距离贩运及本地贸易的主要七种商品。吴先生估算，这七种商品的市场流通总额达白银三亿五千万两。其中，粮食的流通总额为白银一亿三千九百万两，占比近百分之四十，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郭松义和安部健夫也强调，在不同品种的粮食作物贸易中，来自中国南方的稻米发挥了关键作用。
因此，稻米的长途贸易市场成为本书的主要考察对象，而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体现在价格上，“米价”便成为本书的核心议题。
《米价》始于一二十年前的研究，如今回望，您认为此研究为学界重新评估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等问题提供了哪些新视角？
张瑞威：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施坚雅指出，明清帝国不存在统一整合的城市市场体系。相反，它由八个彼此独立的“自然地理宏区”构成，这些区域大体上依据流域与河运网络划分，各区域内存在层级分明、整合程度不同的城市体系。商品主要在这些区域体系内部循环，跨区域流通则相对稀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