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自魏晋以来，题咏、改编之作从未间断过，不仅限于诗词文赋，更深入到了小说、戏曲领域；进入二十世纪，戏剧、影视作品以之为题材者亦屡见不鲜。但荆轲刺秦故事究竟最早见于何书，却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迄今为止，关于此问题的答案至少有三种：一是认为始见于刘向所编之《战国策》，具体是《燕策》三中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二是认为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三是认为始见于无名氏所撰之《燕丹子》。
认为始见于《战国策》者，并非不懂司马迁撰写《史记》在前，刘向编撰《战国策》在后，而是坚信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参考了某个先于《战国策》的战国史料。如班固《汉书·司马迁列传》、司马贞《史记索隐》都指出司马迁“采”、“约”《战国策》。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为上述观点增添了新的证据。由于《战国纵横家书》中的某些记载同时见于《史记》和《战国策》，且文字几乎无差异，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撰述《史记》所依据的战国史料与刘向所校“中书”部分重合，甚至像刘向一样直接抄录。尽管《战国纵横家书》中并不包含荆轲刺秦故事，但不少人认为，《史记·刺客列传》与《战国策·燕策三》所记荆轲事高度相似这一现象，应该解释为司马迁与刘向共同抄录自某种与《战国纵横家书》类似的战国文献。
而认为始见于《史记》者则主张，《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自《史记·刺客列传》补入。自明人邓以赞首先怀疑《战国策》所记荆轲刺秦事乃刘向抄自《史记》后，清人吴见思、方苞、吴汝纶等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今人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等均认为《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一章当从《史记·刺客列传》补入。此说依据主要有三：1、根据《刺客列传》篇末“赞论”，司马迁所记乃得自公孙、董生二人转述秦国御医夏无且之语，属第一手材料；2、司马迁所记远较《战国策》完备，除秦廷行刺事件始末之外，还包括了荆轲此前的经历及后来高渐离以筑击始皇事；3、《战国策》本不以叙事见长，“燕太子丹质于秦”章文风与之不类，而更近于《史记》的传记体例。
至于始见于《燕丹子》之说，自然以《燕丹子》较《史记》先出为前提。虽然四库馆臣已判定《燕丹子》乃东汉以后人所为，“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但将《燕丹子》付梓刊刻的孙星衍却认为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审是先秦古书”，“《国策》、《史记》取此为文”。今人鲁迅也认同孙星衍之说，肯定《燕丹子》为“汉以前书”。又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了由程毅中点校的《燕丹子》，其《点校说明》写道：“《燕丹子》产生于汉代甚至更早，是完全可能的”，故“《周氏涉笔》说它‘似是《史记》事本’，也是有道理的”。此外，李剑国、陈洪主编的《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虽然不以司马迁删削《燕丹子》以作《荆轲传》之说为然，但仍相信《燕丹子》“出于秦汉间”，“不会在司马迁作《史记》之后”。
显然，以上三种看法不但互异，而且互斥，就是说，这三种看法不可能并存，正确的答案要么是三者之一，要么在三者之外。那么，这三种看法，哪一种更为可信呢?
应该说，第一种看法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记有荆轲刺秦故事的战国史料文本。这个文本作于秦汉之际，完整地记录了荆轲为燕太子丹所用，谋划并实施刺秦的整个过程；司马迁写作《史记·刺客列传》时看到过这个文本，刘向编校《战国策》所据材料也包含了这个文本，而且两人都不加删削修改，完整抄录了同一文本。可是，这样一个文本果真存在吗?有没有材料(哪怕是一条)能够直接证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司马迁、刘向都见过的文本?不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为这一观点提供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