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988年，宿白先生在西藏调查途中乘船渡雅鲁藏布江
一、缘起
“1959年，我去了西藏一趟，在高原上待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准备发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西藏地区还空白。文物局决定派人去调查佛教遗址，我就被选中了。幸运的是，我的身体适应高原，吃喝住行都没问题。解放军为我们配了钥匙，用专车带我们到处考察，想去哪里都可以，因此工作效率很高。”[1]
——《宿白自述》，《新京报》2006年3月21日刊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刚刚开始，为了促进当地文化事业的进步，中宣部响应西藏工委的请求，派专家团队前往调查。当年6月，中央文化部组建了一支西藏文物调查组，成员来自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古建筑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和北京大学等多个单位，宿白先生就是其中一员[2]。同行的主要人员还有王毅、顾铁符、魏树勋、宋伯胤、律鸿年[3]等人，调查组的重点是对宗教历史文物，同时兼顾藏族历史文物和民族学资料。在文化部组织西藏文物调查的同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成立了一个赴藏调查组，该组由阴法鲁、王忠[4]、张兆麟等六人组成。两个调查组同时进藏，协同行动，其中王忠先生通晓藏文，因此遇到藏文资料时，宿白先生都会请教王忠先生。
根据王毅先生的日记记载，抵达拉萨后，队员们重新分组。建筑及附属物组由宿白（组长）、律鸿年二人负责；古器物组由顾铁符（组长）、宋伯胤、魏树勋三人负责；历史、文献、档案、碑刻组由阴法鲁（组长）、王忠、金自强三人负责。李培根专门负责各组的摄影工作，张兆麟同志则担任工作组的秘书，负责内部资料档案，并协助李培根进行摄影记录。
调查组接到任务时相当紧迫，宋伯胤先生在《西藏文物调查纪实》中提到：
“1959年6月，南京博物院派我去南通、高邮、宝应一带做文物调查。15日接到院里拍来的电报，要我马上返回南京。我把工作安排好，买了16日车票，计划第二天一早出发。可就在这时，接到曾院长打来的长途电话，要我明天一定回到院里，说有重要任务。于是，我退掉已经买好的车票，连夜动身，凌晨4点到达扬州，再换乘汽车、轮船、火车，赶回南京博物院。
“6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到达南京，赶到南京博物院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先去见曾院长，她告诉我，中央宣传部调我去西藏参加文物调查工作，因为是北京来的电话，‘点名要人，按时集中’，至于具体安排院里也不清楚。时间很紧，院里已经为我安排了去北京的车票，明晨3时启程。我高兴地接受这个安排。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西藏目前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及时组织人力去调查、征集和保护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对于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非常重要。”[5]
1959年6月21日，调查组成员们在兰州会合，从此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文物调查。这也是宿白先生首次在西藏展开考古工作。
二、经过
通过宋伯胤先生《西藏文物调查纪实》、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6]与王毅先生《西藏文物见闻记》[7]的记载，可以整理出1959年调查的行程。
从兰州到西藏拉萨的路程历时24天
6月24至28日，乘班车从甘肃兰州出发，经峡东（西宁以西）到达青海格尔木（海拔约2780米）。
7月7至9日，乘坐军区后勤部派给的“解放牌”氧气车，从格尔木向西南行进。经纳赤台，翻越昆仑山口，到达长江源头沱沱河（海拔约4780米）。
7月10日，从沱沱河出发，翻越海拔5500米的唐古拉山，抵达安多买马兵站（海拔约4700米），正式进入西藏地区。
7月12至14日，抵达黑河市（今西藏那曲市），调查黑河小登寺、山丹林。
7月17日，从拉萨以北的当雄县出发，经羊八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