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柬埔寨的情形，尚处于法国殖民保护国的阶段。当时的柬埔寨，虽然名义上的王权得以保留，但实权却牢牢掌握在法国殖民者手中。社会结构上，传统农业经济和小乘佛教占据了主导地位，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相当低。
从政治和主权角度来看，法国将柬埔寨称作“柬埔寨法国保护国”。早在1863年两国签订条约，随后在1867年又确认了边界划分，自此柬埔寨便完全处在法国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放弃了在该国的宗主权。
在权力结构上，柬埔寨呈现出一派二元分立的景象。诺罗敦国王，即当时的西索瓦国王（1904年至1927年间在位，1931年时已变为西索瓦·莫尼旺国王），仅保留了象征性的地位。而法国则通过驻扎官，对柬埔寨的外交、军事、财政乃至高级官员的任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就行政归属而言，柬埔寨被纳入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并直接受西贡总督的管辖。法国人之所以采取这种间接管理的手段，主要是为了减少与当地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然而，殖民者的核心利益仍旧被牢牢地掌握在 欧洲 人手中。
社会经济方面，柬埔寨则呈现出一副典型的农业殖民地面貌。稻米和橡胶是当地的主要产出物，而经济活动基本上都由法国人或者是越南人、华人等移民来主导。普通的本地民众大多只能从事一些底层的劳作。
教育领域，柬埔寨更是极度匮乏。全国范围内，小学的数量大约只有101所，在校学生总数也不超过1万人。而中学教育更是尚未发展成熟，直到1946年之前，全国也仅有4所中学。这样来看，绝大多数的民众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法国殖民者却表现得相当滞后。他们更注重对殖民地的资源掠夺，而非实际的建设工作。与越南相比，柬埔寨在道路、学校、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上要少得多，这也导致了城乡面貌的变化相当缓慢。
在文化和日常生活方面，上座部佛教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僧侣们享有崇高的地位，而诸如新年朝圣、佛像巡游等一系列活动也颇为频繁。虽然吴哥窟在当时的柬埔寨已是一片荒废之地，但它仍旧是人们信仰和象征性的地标。
在法国的“不干涉习俗”政策影响下，柬埔寨的农村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农耕、服饰和节庆形态。而在城市，比如金边这样的地方，虽然出现了一些法式的建筑和宫廷表演，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现代化改善。
就人口构成而言，高棉族是柬埔寨的主要族群。华人多从事商业活动，而越南人则大多被迁入当地，从事一些低级的官职或劳工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族群之间的分工也相当明显。
在视觉和历史记录方面，1931年有西方探险者，例如《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拍摄了一些彩色照片，记录下了金边皇宫、吴哥窟的僧侣、传统的舞蹈以及殖民官员的场景。这些照片生动地展现了“古老文明与殖民统治并存”的独特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