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起的五十余年间，黄河流域见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更迭；南方各地及北方山西地带，也相继出现十块割据地盘，史称“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虽是动荡岁月，雕版印刷反而日渐兴旺。刻书热点多集中开封、成都、杭州三地。开封作为五代梁、晋、汉、周四朝首都，城内设国子监，享誉“监本九经”即在此地编排成形。
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率先推动刻印儒家典籍。据载他见吴地、蜀地印刷品多为百姓日用日历与通俗读物及佛经，独缺儒家经典，遂上奏皇帝，请以《唐石经》为本，雕版印刷“九经”。皇帝应允后，由大儒田敏主持，集合国子监博士儒徒，参考《唐石经》经文及六朝通行注本，编成经注合璧的文本。经十余名家反复校勘，再聘书法高人以楷体书写，由工匠雕刻成版。从932年延续至953年，耗时二十二载方才告成。期间还刻印《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书共130册，堪称官方大规模刻书的肇始。两年后的955年，田敏奉敕又刻《经典释文》一书。此批“九经”因出自国子监，后世称作“五代监本九经”，由此“监本”一词进入版本学视野。“九经”问世两年间，允许公开售卖，因而流传范围极广，对文化普及起到良好推动。不过当时及宋时对“监本”评价不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著《五代监本考》里，给“监本”以公允评价：“自开成石经出，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有差讹，较之民间俗本终究占优。田敏等人校订勤勉，促成统一规范，未可全非。”可见“监本九经”对历史贡献不小。自此，刻书业务不再局限于民间书坊或僧道之手，转而成为历代政府必修之事，对后世印刷业影响深远。
政府推动下，士大夫投身私刻书者逐渐增多。私家刻本世称“家刻本”。蜀地成都，唐代已为刻书业先进地区，五代时更为兴盛。因唐末至宋初七十余年间战乱较少，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众对书籍需求日增，加上蜀地盛产麻纸，印刷技术基础扎实，为当地刻书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后蜀宰相毋昭裔堪称私人刻书先驱。史载他年少时借《文选》《初学记》抄本未果，愤而立誓：“他日得志，当刻版印刷以惠学子。”及至宰相任上，果然刻印此二书及白居易编纂的《白氏六帖》，实现了夙愿。他还捐资办学，刻印“九经”，谋镌《后蜀石经》十三经（未竟全功）。在他的带动下，后蜀文风大振。毋氏对蜀国文化教育贡献卓著。宋太祖灭后蜀时，没收诸臣家产，唯对毋氏网开一面，命归还其所有雕版。其子孙继承刻书事业，使毋氏成为成都世代相传的著名出版世家。
蜀国前蜀任知玄觉印刷术“不费笔墨之劳，可广传天下，人人得诵”之妙用，于是公元909至913年间自资成都刊刻道士杜光庭所著《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五年间雕版四百六十余块，印行流传。蜀地僧人昙域也于成都刊印其师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