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陕北根据地，徐向前面对红军内部路线的纷争，没有立刻表明立场。
彼时的徐向前，年近四十岁，已然是红四方面军的要员。他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征战多年，带兵风格沉稳，言语不多，处理军务时也很少急躁。红军将领们中，不少人说他性情稳重，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满。
但“好说话”不代表没有原则。
有些事关乎部队生死存亡；有些事牵涉已经离世的人；还有些事，表面上是公事，背后却牵连着几十年难以化解的隔阂。徐向前与黄志勇、周纯全的关系，便属于后一类。
三人都在革命队伍中担任过要职，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生死考验。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对他们的态度截然不同：对黄志勇，始终保持着必要的公事往来；对周纯全，则长期不再联系。
这其中既有路线分歧，也有历史遗留问题，更有个人家庭在肃反运动中遭受的创伤。如果单说将领间的性格不合，便很难解释这种隔阂为何维系数十年。
一、会师之后，分歧不只记录在纸上
1935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本是红军力量合并的重要时刻，但在军事行动和战略方向上，内部迅速出现了严重分歧。
张国焘主张南下，中央则要求北上。徐向前身处红四方面军领导层，既要听从组织安排，又要兼顾部队实际状况，所处位置颇为微妙。他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公开激烈反对，却在行动上随部队南下。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黄志勇长期不满徐向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志勇认为，南下是方向性的错误，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徐向前却有自己的难处。他所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地图指示，而是数万名官兵、各级指挥员以及当时已经形成的组织体系。
设想一下，一个将领如果在公开场合完全否定上级决定，可能引发怎样的后果？对徐向前来说，服从组织、稳定部队和表达个人见解之间，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曾与徐向前谈话。谈话的具体内容，不同材料的记载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比较明确：中央希望徐向前发挥稳定作用，避免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完全失控。
有人把这种安排形容为给烈马套上缰绳。这个说法带有后人的评价色彩，真实的历史环境实际上更加复杂。徐向前既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军事干部，又被中央视为能够左右部队走向的人。
他不能脱离部队，也无法任由局势发展。
南下行动最终受挫，红军队伍损失惨重。后来，张国焘的问题被进一步揭露，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也逐渐明确。徐向前没有因此被当成敌对分子处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历史处境有所了解，曾对他做出不同于张国焘的评价。
可是，组织上的定性，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在情感上接受。
黄志勇对徐向前的看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路线争论留下的，不仅有会议记录和组织结论，也会进入战友之间的记忆。有人记住的是部队损失，有人记得自己当时承受的压力，还有人记住了对方当时的选择。
这些记忆各不相同。
1936年前后，在延安的政治学习和整风期间，黄志勇曾当面质疑徐向前在南下问题上的立场。这样的质疑，不只是个人意见的交流，而是带有政治审查和历史追问的性质。
徐向前没有当场与之争执。有关回忆称，他更多是进行解释，说明自己当时所处的位置和实际状况。解释可以说明事实，却未必能改变一个人对过去的判断。
二、肃反中的一道命令，引出一段家庭往事
徐向前与周纯全的关系，根源更早。
1931年，鄂豫皖苏区处于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紧张阶段。保卫机构负责侦察、审查和看押等工作，权限很大。周纯全曾负责相关工作，程训宣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带走、押送。
程训宣是徐向前的妻子。
关于她被捕的具体原因、审查过程以及死亡时间，公开资料和回忆文字存在细节出入。可以确定的是，1934年前后，程训宣在
